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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过股票和不动产都可以通过抵押生成贷款，房地产抵押生成贷款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股票抵押生成贷款的减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管理世界》2018年第12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二战以后的新一轮政治觉醒。（数据源于世界银行）更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总额超过6.5万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

新技术革命推动新的生产方式、贸易投资与国际分工的形成，为中国在下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形与先发优势，并为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新的强大增长动能。2035年，美国将沦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大的7个经济体可能只剩下一个欧洲国家（德国），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达到60%，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比重也将相应大幅上升。客观上的新挑战、新威胁、新风险终究不能阻止中国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也不能阻止中国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目标。在国际权力结构转化期、全球发展格局调整期与科技革命蓄势期三大历史长周期叠加之际，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下中国发展环境作出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战略研判，也是继2002年党中央首次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之后，再次对国内外形势作出的坚定而审慎的决策部署，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形势认知与政策走向。四是从全球治理体系看，发展议程与发展中国家意愿上升为世界主流治理逻辑更增加了中国对外战略话语地位。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时代背景，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和更长时间仍然存在，且从不少层面、不少领域客观上为中国构筑了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与持续发展机遇。（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局，跨境投资折射世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预期，同样也代表着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前所未有的牵引力。人口城镇化放缓无论对房地产还是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都大幅下降。

稳消费还是稳投资的认知差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经济决策部门习惯性地把稳投资作为首选。不久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老师在接受网易研究局的采访中认为，后基建时代的经济跟基建时代的经济是不一样的，增长的来源不一样，增速也不一样，商业周期也不一样，政府的角色肯定也不一样。所以后面城镇化的空间在边际上放缓，前些年快的时候每年进城市的人口达到1.6%的城镇化率，现在慢慢放缓到1%以下。从实践效果来看，疫情之前每次稳增长，中国以稳投资为重点的政策不但见效快，而且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

近几年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收入增速下降明显，因此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缴费政策，对于提高个体经营收入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的主要工作就应该是保障创新和创业活动变得更容易更自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政府来规划和遴选大项目落地，然后通过配套项目和资金，形成当年GDP的增长。

面对经济下行，相对于稳消费，在中国政府为什么更倾向于稳投资呢？ 首先，从决策观念上，中国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观念认识，认为只有形成投资项目才看得见、摸得着。事实上，即便真的发6万亿人民币，也只相当于美国给本国居民发放补贴的1/3——疫情期间的2020年至2021年上半年，美国政府三轮主要财政刺激计划总额达 5万亿美元，其中直接发放进入消费者账户的金额就达2.93万亿美元，低收入者平均每人1万美元，三口之家3万美元，美国消费能不扩张吗？谁说消费是不能被影响的所谓内生变量？ 历史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长期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造成生活资料短缺、经济增长结构严重失衡。本周读到余永定老师的一篇文章《关于宏观经济的几点看法》，文中旧事重提，认为维持一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可以由政府控制的、在经济持续下行、预期不振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职能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绝不限于铁公机这样的老基建，还包含着新基建以及一系列软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基础设施的可控性来源于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想学而不得的优势，放弃这种优势无异于自废武功等等。2009年我们曾经靠扩大投资稳增长，结果是2010年之后连续十年的经济下行。

张军老师和我们来自一线的调研结果很清楚地解释了基建投资下滑的本质原因。如今，我们又受陈旧观念、体制惯性和决策惯性的影响，在走过投资驱动的特定阶段后想继续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有可能加重增长动力结构的失衡，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弱化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和收入预期都是影响居民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因而为了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应该继续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机制，引导预期。稳就业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应该把稳就业、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创业作为提高居民收入的最重要的长期政策。

然而，后基建时代稳投资必然以企业和市场化投资为主，其具体方法应该与基建时代有所不同，对此复旦大学张军院长的观点值得重视：如果在基建投资高峰已经过去的时代，政府就需要从过去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中超脱出来，至少很多做法上要改变。从中央和地方财政上来讲，也有巨大的债务压力。

在执行层面，发改委、财政部貌似没有类似消费司、居民收入促进司这样的执行机构。最后，决策观念和执行体制改变并非朝夕之间的事，不论是大体量的消费补贴，还是大幅度降息等措施稳增长，都需要决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在不脱离实际需求和政府财力的前提下，无论是传统基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还是数字新基建等，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的。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下滑，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历史规律。图2 2007年-2020年新增居民存款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从不同类型的消费传导机制来看，要区分老消费和新消费的不同消费弹性。资金进入居民手中、形成最终消费不但不是打水漂，而且是乘数效应的开始：在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萧条的小镇案例中，一个旅人拿 100 块钱去旅馆住宿，店主把赚来的 100 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 100 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把这 100 块钱买了衣服……萧条的小镇复活了，消费复苏才能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不仅仅是短期债务问题影响，而是一个地产黄金时代的结束。张军老师了解到的情况是个普遍现象，这与我们与大岳咨询等公司的调研中所了解的情况基本一致：各地方普遍反映，有稳定市场回报的基本建设项目越来越少，尤其是前几年推行 PPP 方式对地方的可行项目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梳理和挖掘之后，即便有财力支持，在较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可用于基建投资的项目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很多地方政府挖空心思研究项目、编项目，其实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既形成短期需求，又形成长期供给。有些超大城市，不仅基础设施投资，连产业规划项目和旧区拆迁改造的高峰期都过去了，能够安排的投资和大型项目已经不多。

后基建时代，从基建项目上来看，各地并没有那么大量的投资需求。中国的房地产投资2021年下半年也出现了收缩，其原因大部分是中长期因素，比如人口城镇化速度放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下滑、房地产金融去杠杆、投机和投资性购房需求的减少等等。

只有消费、投资增速的同时良性恢复，才能助力内需全面扩张，形成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不应该简单否定各地发放消费券的做法，而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给全国中低消费者发放消费券或消费补贴。

受多种因素影响，甚至连企业的厂房设备投资增速也从前些年的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后基建时代如何稳投资 当然，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短期稳增长都很重要。后基建时代，投资下滑不是短期或周期性因素 2021年下半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确有投资下滑过快的原因，但是造成中国投资增速下滑主要因素是周期性和短期因素？还是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历史时期其实正在成为过去式，按常驻人口的城镇化的比率现在是64%，发达国家最高的也就80%左右，像我们这样的14亿人口的大国能达到70%~75%就相当不错了。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大幅降息，必要的情况下降息到零利率？这样才能大幅降低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2021年四季度，美国GDP增速上升到6.9%，同期中国GDP增速降至4%。为什么两年以后的今天，张军老师对投资驱动的观点有如此变化呢？答案来自实践调研，张军老师说，我最近听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官员说，这几年要预判未来的经济增速，普遍有一个很困惑的地方，因为基建投资无论如何都上不去了，所以从支出方、特别是从投基建投资规模角度来测算GDP增速，实在没有可能不放缓。

而以5G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需求弹性大、消费乘数效应大，应该是扩张消费的重点。稳投资既方便考核，又体现政绩。

更值得重视的是2021年北京、杭州、广州等很多城市今年以来出现了大比例土地流拍，预示着今明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有大幅度下滑。这不仅与张军院长的看法有相似之处，而且与我的新供给经济学主张相吻合：投资还是靠企业市场主体，政府稳投资的发力点应该是深化放管服和营商环境改革、大力减税降费、全面放松供给约束。

2020年靠人为扩大投资稳增长的结果，在2021年下半年已经体现——靠扩大投资稳增长明显缺乏可持续性，且留下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大部分特色小镇空城等诸多隐患，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 扩大投资的确曾经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但是如果消费在GDP占比超过2/3的历史新阶段，如果我们只擅长扩大投资，只擅长报项目、审批项目、上项目为主的投资驱动体制，不重视、不擅长、不情愿去扩大消费，那么曾经的制度优势，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就会变成我们的决策劣势。在这样的决策观念和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在我问及文章中能够引用这些观点时，魏加宁先生不仅欣然同意，而且特意补充说投资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然而，很多中国学者却认为如果把资金发给消费者并不能带来持续的正向影响，要么沉淀、打水漂，要么一次性消费完，人为刺激消费是无水之源、无根之木，而且其影响和效应不好考核。

如果不能尽快把政策资源和重点全面转到稳消费的有效措施上来，适当扩张投资也是应有之义。值得警惕的是快速上涨的疯牛不但无助于消费增长，而且一旦崩盘会产生负财富效应打击消费，因此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持续扩大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中国却面临巨大的需求收缩压力——2020年人为扩大投资的结果，当年投资对经济贡献迅速扩大到80%以上，然后2021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却下滑到20%以下，四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总之，投资很重要，但不可能无视经济发展阶段而永远扩张，如果违背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客观规律而人为扩大投资，就如同几十年前的大跃进一样，必然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过去中国经济的确是投资驱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投资驱动，将来更不是。其次，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大部分逆向调节的决策机制和机构设置都是围绕投资展开的，因而形成了从上到下多的一整套决策和执行机制，比如从中央决策部门到国家发改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固定资产投资司、基础设施发展司，财政部预算司、经济建设司，到地方的经济部门和专业干部团队，有一套科学的围绕选项目、报项目、审批项目的决策机制和执行团队。